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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長年被視為全球政府廉潔典範，但一份最新研究卻發現，即使社會擁有強烈的廉潔文化，若缺少有效監督與執法，仍可能出現利用職務資訊牟利的行為。經濟學家研究發現，新加坡公務員過去疑似利用尚未公開的捷運設站資訊，提前購入附近房產，而當正式監管加強後，這類異常交易幾乎消失。
哥倫比亞大學、史丹佛大學及香港大學四名經濟學者，9 月透過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(NBER) 發布研究，分析 1995~2019 年私人住宅交易資料，將公務員與條件相近的一般民眾比較，發現在捷運新站正式公布前一至兩年，公務員購買未來車站一公里內住宅的比例異常偏高，尤其集中在中階官員及與鐵路規劃相關的政府機構。
類似現象甚至出現在部分公務員親屬身上，涉及的異常提前購屋交易估計約 1.38 億新加坡元。研究更發現，這些提前買進的房產並非只是選址巧合，後續出售時確實取得高於基準的投資報酬，與公務員有關聯的人士也出現類似情況，且平均更早出場獲利，使研究者認為這些交易帶來實質的私人財務利益。
然而，這種現象在 2011 年後大致消失。研究者認為，隨著正式執法與監督加強，不論公務員本人或親屬的異常購屋行為都明顯下降。這也成為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，即使在高度重視廉潔與自律的社會，道德規範仍不足以完全約束個人行為，真正具有嚇阻作用的，仍是可信而持續的監督與執法。
這篇論文其實沒有直接證明公務員貪腐，它利用大規模交易資料找到統計上的異常，因此比較像是找到「很值得調查的模式」。新加坡政府則強調，統計異常不能直接證明個別公務員貪腐。不過，儘管事件距今已逾十年，政府仍決定倒查 2007~2011 年間參與鐵路規劃官員的房產交易，逐一比對其是否曾掌握未公開的捷運設站資訊，一旦找到利用內部資訊牟利的證據，將移交警方調查。
事實上，新加坡多年來持續強化防弊制度，公務員須申報房產交易，若掌握可能影響個人房產、汽車或金融交易的非公開資訊，也必須事先申報並取得批准。2018 年《公共部門治理法》更將未經授權利用非公開資訊牟利納入刑事規範。
這項研究提出一個更大的治理問題，一個以廉潔聞名的國家，很難只靠文化、自律與道德維持清廉。廉潔文化或許能提高人們違規的心理門檻，但無法取代制度，只有讓違規行為有被發現的風險，並承擔明確法律後果，廉潔才能從一種道德期待，變成真正具有約束力的治理機制。
(首圖來源：Pixabay)
